Telegram（TG,电报，纸飞机）在网络犯罪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与治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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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egram（纸飞机）作为境外加密通讯工具，在国内网络犯罪领域的司法争议持续升温。其双向删除聊天记录“隐匿证据”、多端 / 多设备登录“模糊身份”、群组生态复杂“滋生黑灰产” 三大特性，使其成为网络犯罪的 “隐身衣”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Telegram 常被用于跑分洗钱、电信诈骗、传播违禁内容等犯罪活动。犯罪者通过 “接码注册”（利用东南亚手机号规避国内监管）、“文字交流替代语音”（降低身份暴露风险）等手段，将 Telegram 变成犯罪 “指挥室”。而双向删除功能让司法机关取证难度陡增 —— 聊天记录可被双方同步清空，电子证据完整性易遭破坏。

目前，我国对 Telegram 采取限制大陆用户注册等监管措施，司法解释也明确：“使用加密聊天软件（如 Telegram）联络犯罪可推定主观明知”，这让 “涉 Telegram 犯罪” 在定罪量刑中更易被认定为 “明知故犯”，涉嫌帮信罪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风险显著提升。

治理层面，办案机关正强化 “断网取证”“电子数据三性审查（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）” 等手段；律师辩护则聚焦 “证据提取瑕疵”“主观明知抗辩” 等方向，攻防焦点围绕 Telegram 证据链的有效性展开。